听到魏广德提到沿河城镇的商业利益和河道官员群体，一边的陈以勤等之前还有点轻视，不怎么愿意听魏广德发表意见的人都收起了之前的心思。
魏广德能提到这两点，至少说明他当这个官是合格的，知道官场做事首要的是平衡，只有平衡好各方利益才能推动政策执行。
实际上在贾应春提出“走海运”这个想法的时候，裕王府里大多数人都是持反对态度的，除了高拱旗帜鲜明的站在贾应春一边支持，而高拱在裕王府中的地位也是超然，所以即便其他人都反对，裕王那里依旧很是犹豫。
要知道，这转户部尚书后的第一奏很重要，要是对了皇帝的心意自然仕途顺畅，若是奏差了可能离致仕也就不远了。
海运的奏疏，在大明朝不可谓不少，从永乐中后期转向河运以后，历代都有大臣上疏建议重启海运弥补河运运力之不足，但是结果都不了了之。
从心里说，魏广德支持贾应春的想法，但在这里魏广德不打算支持贾应春，因为这个奏疏上去很可能适得其反。
改海运，实际上是直接动摇大明朝执行近二百年的国策，按照魏广德对嘉靖皇帝的认识，这个时候的嘉靖皇帝未必会愿意做这么大的改变，现在的他只想稳定。
现在嘉靖皇帝已经五十多岁，年龄不可谓不大。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到他那个岁数，应该已经知道天命了，现在的嘉靖皇帝应该只是想在自己生命的最后若干年里再拼一下，为苦修半辈子的长生之道做最后的努力。
河运改海运，或许在嘉靖十年前后提出还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毕竟那时候的嘉靖皇帝年少气盛，也不缺乏锐意进取的心思，正是希望做出一番成绩的年龄，只是现在嘛.......
虽然魏广德在听了贾应春的想法后，确实有点意动，因为他发现可以通过开海运的方式做为撕开大明朝海禁的一个突破口。
如果将来的漕粮大批通过遮洋船从江南直接运到天津，明廷对于海洋的恐惧就会降低，那些一再声称“海水广袤无际，波涛剧变难测，间或有倭寇劫掠肆虐，机祸双重”观点的人应该会变少。
但是，这根本不能改变太多人，因为真正反对“海运”的都是为其商业利益或其他利益考虑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对和错，不在乎每年增加的数十万两银钱消耗，反正这些钱都是底层百姓负担，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现在的京杭大运河虽然还在同航，但是每年的货物运输能力却是忽高忽低的，并不稳定，因为存在断航的风险。
水多那是汛期，行船当然有风险。
水少那是旱，行船也是困难重重，即便两岸的纤夫牵引效率也是极地。
至于漕运对百姓负担的增加和对漕军的压榨，其实魏广德还真不怎么放在心上。
不是魏广德做了官老爷就不体恤小民，而是他知道，不管在哪个时代，底层被上层压榨都是避免不了的。
就算嘉靖皇帝同意漕运改海运，上层的压榨对象不过是从沿河百姓改变为沿海百姓。
沿河百姓和漕军一时能享受到因为停止漕运而带来的利益，但却绝不会长久，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日子依旧和从前一样苦难。
因为漕运没有了，他们的收入也会减少一大块，百姓农闲时去沿河打工挣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漕军的职责依旧不变，只是走的航线变了，但是压榨却不会少，还因为没有了沿河城市的商业需求，会导致他们收入更少。
其实大明朝对漕运制度也是反复修改，也是在努力使其达到一个平衡，能尽量满足各方的需要。
比如允许漕船在运粮过程中夹带一些商品，就是对漕军的一种补偿，因为朝廷也知道若是不给出补偿漕军的运输是亏钱的，必然会引发大变。
漕船在大运河上还拥有比商船更高的通过率，在水枯时节漕船的运输优点于商船，所以商人们也乐意利用漕船运输商品，还能避开钞关的税金。
魏广德心中叹息一声，还是放弃这次机会吧，等平稳度过嘉靖皇帝的最后时光，在新皇帝的治下考虑推行海运，似乎更有把握。
新皇帝嘛，总要作出一副锐意进取的姿态，改革一些制度很正常，就算最后错了也可以悄悄改回来就是了，也可以用执政经验不足来推脱，最后的背锅者也是内阁阁臣。
“漕运弊端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从运河的维修疏浚到对过往船只的管理，沿河百姓和数万漕军对此也是苦不堪言。
只是不知道大司徒可有详细的计划，先前我也说了，历代提出者不知凡几，但此策皆未被采纳，何也？
由此可见反对势力之强势，若没有无懈可击的操作方桉，此策断不可上疏。”
魏广德继续说道。
“哪有十全十美的方桉，不管如何完备总归会被反对者找到攻讦的理由。”
贾应春摇头叹息，他又不是不通实务的小白，就算是利国利民的善政，也会有利益受损者，他们也会找出各种理由反驳你。
更何况是一个很难说好还是不好的“海运”新政，只是现在的“河运”却是压力巨大，已经对沿河地方稳定产生影响了，所以在从南京到北京的一路上，贾应春就在考虑这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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