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鉊立刻命中书侍郎刘涛，中枢知制诰李昉两人召集诸中书舍人，分析整理这两份报告，在形成表格化以后，张鉊终于了解了治下领土的具体情况。
其实在河南之地，坞堡遍地的情况，还是只存在于靠近洛阳和开封的孟、怀、郑、汝、许、陈、宋、曹、单、兖、滑、澶、濮等十二州。
因为这十二州直面了契丹人打草谷的威胁，有迫切的安全需求。
其余州县虽然也有坞堡，但单纯就是民间结社自保，并不形成牢固的人身依附和人身压迫。
且在朝廷政局稳定，没有外部的威胁后，坞堡自己就处于趋于瓦解的态势。
而且民间的熟地，也没有张鉊以为的那么少，除开这几个坞堡大量集中出现的州县以外，其余州县的耕种情况，还是可以的。
而由此，张鉊认识到，旧的乡官制与新出现的役职制，并非是独立演化，而是随着中央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
与乡官制所对应的，是从秦到两汉魏晋的郡县制。
这种郡县制，用明代顾炎武的话来说，叫做其专在下。
也就是郡县制中，郡县的自主权力过强，朝廷干涉郡县抓手，只有郡县长官这一个选项。
而与郡县制相佐成的，就是乡官制。
这造成了中央王朝必须要依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哄着郡县乡三级官吏，方可完成对于郡县乡的管理，地方上的权力，显然过强。
而唐代的节度使藩镇，虽然在表现形势上与郡县并不一样，但内涵与郡县制，乃至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豪强世家，属于一个大方面。
都是地方势力过强，甚至形成了完全可以独成一国的模式。
而与这其专在下相对应的，又是其专在上。
那就是郡县制时期，中央虽然不能深入插手地方的架构，对地方势力的驱动更是个不小的问题。
但全国的好处，又太过于集中在中央层面。
这造成了国家财富，多半集中于京师以及京师所在的关中、河洛地区。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中央虹吸了地方的一切，包括税收、人才等。
这种政治结构，在汉唐都造成过巨大的影响和破坏。
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就是李唐王朝过于在乎关中，而吸血地方太过分。
不然光是安禄山一个胡儿，没有河北整个阶层的不满与反抗，是造不成这么大的伤害的。
那对于张昭来说，乡官制，就算有再多的好处，也没有意义了。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收地方之权，杜绝藩镇割据的局面再出现，那就不能用地方高度集权下产生的乡官制。
那么对应役职制的上层政治建筑是什么？
当然是两宋萌芽，元朝集大成，到了明清定型的行省制度了。
这种制度，用行中书省的名义，以授权的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地方使用，但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
在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情况下，又将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借行省的形势集权于中央。
这才是未来的趋势，张昭的地方层面的大改革，也将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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