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场匆忙而又声势浩大的全厂大会，就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正式结束。
此次大会过后，是否坏事变好事，借此增加全厂职工的凝聚力，曹志强并不知道，但他却知道，至少从此之后，全厂职工都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且经此一闹，牛淑芬跟周怀恩这俩人就算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就算最后没有被判罪，他们的人生也完了。
不过真正让曹志强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以及红光出版社来讲，这件事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借此又出现了很多新变化。
就在全场大会召开后的当天下午，红光机械厂就派出了十名资深财务人员入驻红光出版社。
十人中有男有女，平均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其中会计六人，出纳四人，都是真正经验丰富，身家清白的财务精英。
这些人的到来，一下就填补了红光出版社财务人员不足的空缺，也等于是接管了红光出版社的财务工作。
除此之外，红光机械厂还任命曹志强为红光出版社的正式社长，总经理一职务也继续兼任。
这样一来，曹志强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就都成了红光出版社的一把手，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名义上是二把手了。
但是，红光机械厂在正式任命曹志强为社长的同时，还派了陈家邦秘书过来，担任红光出版社的副社长兼人事部的部长。
换言之，以后红光出版社的人事工作，实际上就由陈秘书，或者叫陈家邦来负责了。
当然了，虽然如此，但终究曹志强是一把手，所以只要是红光出版社的人事问题跟财务问题，最终还是曹志强拍板决定。
也就是说，陈家邦虽然调过来负责人事工作，但依旧在曹志强之下，要服从曹志强的领导，不会再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
另外，陈家邦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两名手下，来协助陈家邦处理人事问题以及行政问题。
陈家邦的那两名手下，原先也都是厂长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内政经验很丰富。
他们干别的不行，但管理一个出版社的内部行政工作，还是绰绰有余的。
本来嘛，红光机械厂就是管理岗过多，通俗讲叫人浮于事，效率奇低。
但不管如何，这些人的办公管理经验还是很丰富的，至少在这个时代来讲，你除了这些大国企内部培养的行政人员，别处还真没地儿找。
别的不说，你现在去大街上，想要招聘个会写报告的人，那是千难万难。
不客气的说，此时国内的行政管理人才，九成都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跟国企单位，私营单位么，目前只有个体户，而个体户根本也不需要那么多行政人员。
可对于一家国字号的出版社来讲，行政人员是必须的，因为有些程序只有这些人懂。
比如报税交税，账务往来等等，一般不懂这些的人还真玩不转。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红光机械厂来讲，确实是很大的帮助，但实际上看，也是一种夺权行为。
余德利就对曹志强说过这事儿，不过曹志强没说什么，当然也没拒绝。
首先，是拒绝不了。
其次，是对曹志强来讲，他根本不需要拒绝，因为这对他的利益并没造成伤害。
严格来讲，红光机械厂的这种行为，虽然实际上就是一种夺权，但只是夺了其他人的权，并没有夺曹志强的权。
因为在总厂在派人夺权的同时，他们还把曹志强本人的职务提高了，直接变成出版社的社长。
与此同时，董书记跟李厂长，还成了曹志强的入挡介绍人，让曹志强火速成为入挡积极分子。
另外，曹志强工转干的身份转换流程，也正式开始。
如无意外，一年之后，曹志强就可以完成工转干，最多一年，他就可以成为正式挡员。
换言之，一切顺利的话，一年之后，曹志强就可以成为具备正式挡员资格的干部身份了。
别小看这两个身份，在这个时期，这两个身份依旧是含金量杠杠的，也只有这两个身份都补全了，曹志强的国企社长身份才能坐的更稳，更没人质疑。
当然了，要做到这些，哪怕是这个时期也很难，但谁让一二把手都站在曹志强这里呢。
有董书记跟李厂长亲自出面，又是改开最开始的阶段，各个国企工厂的自主性很强。
简单说，就是目前这个阶段，一切皆有可能，因此曹志强的的这个转变，也就没啥阻力可言了。
你要进入九十年代，再想这么随意转身份就很难了。
不过最最重要的，或者说最让曹志强放心的一点，就是当初的那一纸挂靠合同没变。
红光出版社依旧只是每年交够一定数量的挂靠费，就可以自主经营，红光机械厂没有借此更改合同，把挂靠买断变成分成。
从这个角度看，董书记跟李厂长他们并不是要杀鸡取卵，看红光出版社赚钱就眼红，要抢夺曹志强的劳动成果。
相反，他们的做法更高明，是通过提高曹志强职务地位的方式，深度绑定曹志强跟红光机械厂的关系。
这不是因为董书记跟李厂长不馋钱，而是他们知道，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那个出版社，而是曹志强本人。
只要绑定了曹志强本人，让曹志强逐步真正的融入机械厂，那凭着他的本事，自然有办法带领机械厂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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