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宋朝实际的法治思想其实还是颇为先进的。
至少对比起同时期的世界法律而言，的确是如此。
在宋朝当时，由于其强大中央集权指导思想体现为加强立法权、加强行政管理、加强司法审判等，所以宋朝一改华夏历史上前面几朝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使其变更为义利并重。
这就如同其中的《宋刑统》一书。
《宋刑统》，它是于宋太祖建隆四年编成的华夏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封建法典。
《宋刑统》的体例，仿自唐末《大中刑律统类》、后唐《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显德刑律统类》，所以其中律文、基本是《唐律疏议》翻版。
但在此基础上，它也是就此重新收集了许多自唐代开元二年以后，即公元714年以后到宋建隆三年差不多一百五十年间的敕、令、格、式中诸多刑事规范，根据他们需要选出两百来条附于律文之后与之并行。
在这其中，共有十二篇大类，五百多门小类，这是宋朝皇帝散敕加以汇编，使之上升为普遍性、经常性法律的立法程序不过这其中编敕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出当时皇帝立法权之明显加强。
而宋朝从“律敕并行”，到“以敕代律”，虽然宋刑统的大法渊源地位形式上未变，但皇帝编敕内容却也是不断冲击《宋刑统》，表现出与前朝唐法律体系之明显不同。
如宋朝的法律形式，共分为敕、令、格、式四种，又分为断例\指挥\申明\看详四类。
如断例，即判案的成例。
例本来是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但在司法实践中，例的作用很大，往往超过法令。
而指挥，则是指尚书省和中央其它官署对某事所作的指示或决定，对以同类事件具有约束力，往往与敕、令并行。
申明则指中央主管官署就某项法令所作的解释，比如解释刑统的，称“申明刑统”；解释敕的，称“申明敕”，所以这个“申明”也是具有合规法律效力的。
至于最后的看详，那就是是中央主管官署根据过去敕文或其他案卷所作出的决定。
这代表着中国历来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藏着的丰富内涵，也反映了古人对正义的追求，是“慎刑”理念的具体体现；诸多古代法律典籍皆注重“释冤”，如宋代郑克所着的《折狱龟鉴》就专门有释冤卷，并将其放在全书首位，可见其地位；“释冤”是古代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断案的公正性；它还是古代司法官员审明案情、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司法活动。
而宋代做为古代文官政治最为发达的年代，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制度构建的新巅峰时期。
当时宋朝历代皇帝普遍重视刑狱之事，关心司法工作和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些具有纠错功能的制度和机构。
如在审判程序中建立了“翻异别勘”制度，允许犯人临刑前喊冤翻供，并另派与原审无关的司法官员重新认真审核案件，以最大限度减少冤案的产生。
再比如在机构上特别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对此有专门负责复查地方审理的案件，还可直接审问疑难或者久拖不决的案件，同时，若有犯人喊冤，亦由提点刑狱司复推。
再根据宋代以后的元代朝臣刘埙曾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年，降诏恤刑，戒饬中外，俾务哀矜。时有承直郎郑克明，为湖南提刑斡官，因阅和凝疑狱集，嘉其用心，乃分类其事，自释冤、辩诬，至严明、矜谨，凡十二门，易旧名曰折狱龟鉴。”
这说的是，当时的宋高宗赵构下旨对刑狱之事要有怜悯之心，而当时宋廷诸多官员对此也认可其观点。
至于后世更有人将这些内容分别类为释冤等十二卷，取名为《折狱龟鉴》。
当然，若是从官员个人角度看，当时大量饱读诗书受儒家仁政理念影响、出身寒微、懂得民间疾苦的士人跻身官吏队伍，他们为民释冤，追求司法公正。
这种行为在理论上上升为——“治狱贵缓，受捕贵详”，即“慎捕、慎审、慎罪，以防冤及无辜”。
所以后世有官员广泛收集民间文献，详加考证，增补而成的《折狱龟鉴》有近四百件案例，其中“释冤”为正篇之首。
对此以“主于严明，佐以矜谨”之理念贯穿全书，提倡“谨持法理，深察人情”，即以谨慎诚恳的态度去断案，使判决尽可能合情、合理与合法。
再有《折狱龟鉴》释冤卷中记载了王利阅狱、验刀辨冤两个经典案例，加之郑克的按语，充分阐释了宋代释冤法律思想的内涵。
如《折狱龟鉴》载：“王利郎中通判沧州时，阅具狱，有群盗，当就死。利察其气貌非作恶者，密讯之，颇得其冤状。乃留不决，且索境内。后数日，尽获真盗，赖免者七人。见尹洙龙图所撰墓志。按：凡察狱者，或以气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
这说的是，王利在重新提审已经定案的犯人时，根据观察意识到在将处决的犯人中可能有无辜者，所以便对其秘密审讯，得知他们的冤屈后，就暂缓处决，同时在辖区内加紧追捕真正的罪犯，几天后，将真正的罪犯全部抓获，原先的七名嫌疑犯洗脱了罪名，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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