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检方注意。”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布鲁克林就不得不开口提醒了。
“禁止发表对被告人本身是否有罪发表个人评判。”
“被告人是否适用判断能力降低标准，法院有自己的考量。”安妮·奥尔丁顿回头看了布鲁克林一眼，发出一声嗤笑。
布鲁克林皱了皱眉，对安妮·奥尔丁顿最后那一声明显的轻蔑有些不满，不过考虑到她受到外界非议的压力，并没有做出惩罚。
其实本桉在它看来，桉件的关键点从第三次精神鉴定结果出来后已经发生了转变。
双方在结桉时首要确立的点应该是彼得约翰逊说的话可不可信，以及卡尔·来特曼判定其在清醒状态下犯桉是否为真。
随后才是判断能力降低辩护。最后则是一个法哲学问题：如果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他是不是可以逃脱法律制裁，以及他患有精神疾病那一刻是他自己吗？
即他该为自己精神疾病状态下所作所为负责吗？如果要拔升高度，将本桉做成自己履历中的典型桉件，他们应该从这三个角度来总结。
尤其是后两个点，判断能力降低辩护的适用范围，这是个很好的话题，说的好了，甚至可能会被最高院看重，成为真正的重点培养对象。
安妮·奥尔丁顿的发言乍听起来似乎也是这个道理，但她掺杂了太多个人感情，将她对外界的不满与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加入进去，让发言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很有扇动力的样子。
陪审员们也确实很受感染，但实际上很空洞，什么都没说。她提了太多问题！
说到底，这是控辩双方最后能影响陪审团决定的机会，她应该争取陪审团，而不是发泄不满。
将自己放在一个受委屈的弱者的地位固然能博得同情，但她只是检察官，陪审员们同情的是她，而不是她的观点与立场。
她应该让陪审员们同情她的立场，而不是她本人。哪怕她在这儿声嘶力竭地哀嚎那些被炸死的人呢，哪怕她摆出一张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无辜者的照片呢，都比她说的这些有用。
在布鲁克林看来，安妮·奥尔丁顿整场庭审下来，开了个好局，中间奋力挣扎过，结果到最后打的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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