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诸位尚书对变法‘变不变’没有疑惑，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则是变法‘怎么变’。”道衍平静开口道。
在场没有傻子，当然明白道衍这句话里“怎么变”的含义，绝不是对《变法八策疏》的内容进行调整，而是在问，从何处、何时、何事着手变法。
这无疑是一个颇为令人头痛的事情。
慑于朱棣的强硬态度，一开始以蹇义为代表的部分尚书们，不得不将问题引导到变法的关隘之处，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阶层”上面。
以此，作为委婉表达不赞同观点的一面挡箭牌。
但随着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已经完满地对此做出了解释，为更化变法提供了打碎这面挡箭牌的关键武器。
但保守，或者说代表着士绅阶层利益的部分尚书们，依旧在竭尽全力地、用尽自己的所有庙堂智慧，来通过各种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给更化变法的决策造成一些阻碍。
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在永乐帝的强势面前，这只不过是他们表达态度却又徒劳无功的努力罢了。
事实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断地出手。
就是认准了敌我力量对比，在此时对己方是最有优势的。
而道衍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也很简单。
便是姜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因为大明不可能永远重复开国和靖难，但却必须重复每三年一次的科举。”
眼下靖难之役刚刚结束几个月，正是潜在的更化派力量最为强大的阶段。
这里所谓潜在的更化派，其一，指的便是有意于通过更化在广袤的海外让子孙后代持续获得军功的勋贵阶层。
对于军功的渴望，不仅仅局限于靖难新贵。
靖难新贵们，肯定是不希望以后无仗可打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侯伯等着当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级军官等着封爵进入贵族阶层呢。
但除了靖难新贵，在靖难之役中一败涂地的以洪武开国勋贵为主体的南军将领，也同样渴望通过获取新的战功来重新崛起。
难道李景隆、徐辉祖、平安、盛庸等等南军将领，就甘心一辈子背着败军之将的名头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难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轮不到他们捞功劳，而出海作战，便是他们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则是广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
这里可能会有一处疑惑，那便是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区，数百年间先后历经辽、金、元三朝，汉人地主阶层固然是异族借以统治该地区的主力，但地主阶层的延续性却非常差，因为汉人地主只要做大，就会被异族政权当做重点防范对象，予以打压。
除此之外，异族向来有跑马圈地的习惯，不论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划分占据了大量的田地，轮不到给汉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与此对应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续性却非常好.异族必须借由这些地方势力统治基层，而这些地方势力又偏偏无力对异族造成威胁，所以异族常常采取类似于“包税制”的宽松政策对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与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虽然在属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论是利益取向、价值认同、文化导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难时期，燕军赖以维系占领区统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为核心，组成的官僚系统。
而有着从龙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当然地有与之匹配的庙堂诉求。
燕王没当皇帝的时候，我们进不去朝廷核心，朝廷就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燕王当了皇帝，总不能到了最后还是你们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当尚书、侍郎吧？
那我们不是白跟着燕王造反了？
正是因为更化可以获得这两个阶层的支持，所以，道衍绝不打算继续拖延了，必须要在姜圣讲完最后一节课出狱以前，给未来更化大明的路，提前铺好。
“老臣以为，更化变法，绝不能一下子把摊子铺开。”
几位尚书简单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天官”蹇义率先说道。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朱棣，并没有穷追猛打，试图把更化变法之事直接敲定，而是把握了国策会议张弛有度的节奏，示意蹇义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毕竟，关于“变不变”的问题已经突破，眼下只是“怎么变”的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绝没有刚才那般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蹇义沉吟了刹那，捻须缓缓道：“大宋跟大明不是一回事，宋神宗也跟陛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如果大明决意变法图强，那第一点，就是要慢下来，不能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
“这里老臣便是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明更化变法，最应汲取的，就是距离最近的王安石变法的教训王安石，太急了。”
闻言，不管对更化变法是内心支持还是庙堂投机，夏原吉、郑赐、李至刚三人，也纷纷颔首表示同意。
大明要搞更化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是绕不过去的坎！
因为这是距离大明时间最近，借鉴意义也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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