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翁——”
“幸好孙公子滴水不漏，这样最好不过了。”
知县终于露出一丝笑容：“安稳最好了。”
幕僚也重重点头。
文官们最讨厌的就是秩序紊乱，习惯于稳定。
因为但凡涉及到站队，虽然是快车道，但机会实在是太小，危险又过大。
如果秩序不变，按部就班的升官才是首选。
离开了县衙，孙世宁坐上马车，眉头一蹙。
“这党争，都连绵到了地方吗？”
绍武初年，朝堂上是陕楚勋贵独大，然后陕、南之争，再之后勋贵完全沦为了看客。
在赵舒致仕后，阎崇信虽然威望颇高，但对于内阁却无法达到赵舒那种一言决断的地步，只能有限度的控制内阁。
如此，因为权力的分配，阎崇信和朱谋就暗斗起来。
也正是因为两人同样属于勋贵，一下子就把勋贵体系撕破，各为其战。
朱谋更偏向于陕西等宗亲文官，而阎崇信则偏向于南方。
这不能一概而论，分人以待。
但孙世宁却发觉，近两年来，理念这玩意成了武器，百官们不自觉地就开始站队起来。
他站的最高，看得清楚明白。
表面上来看阎崇信支持秦学，但他是汉中人，从小到大学的就是理学，内心里一直都是理学。
而朱谋则不提，只读过几年宗学，后来在官场历练多年，在皇帝的提拔下不断升官，其学问只是普通的童生罢了。
所以他虽然倾向理学，但只是把它当做工具罢了，一旦坐上了首辅之位，定然是抛之不管。
孙世宁嘀咕道：“秦学偏向利，而理学则务虚，难啊！”
正所谓遇熊掌不可兼得。
读书人对于理学虽然厌恶，但只是恨其不振，对于朱子可是敬爱有加。
同样，秦学经世致用，重商重民，不可否认是真切之理，但却忽视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两者都有缺憾，都有利处，实在是难以抉择。
孙世宁心中自然是倾向与理学的，但由于孙家人的身份，他不敢有丝毫的泄露。
他这一趟，只是回家祭祖，顺便参加乡试罢了。
孙家在代州的振武卫，他们一家是卫所军户出身，如今的振武卫并入代州，成为了振武乡。
有明一代，军户虽然凄惨，备受奴隶、欺压，但在科举中却有不少的成功，常年在进士榜单中占两三成。
如张居正，孙传庭等，都是军户出身。
在孙家，孙传庭的九世祖孙成，在洪武年间被任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省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
六世祖孙凤开始鼓励子孙习文，五世祖孙歧、高祖父孙宗派、祖父孙嗣约、父亲孙元震均中过举人。
可以说，孙家在代州是书香门第，世代都有读书人，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
一路上，乡三老，士绅出乡三十里迎接，几乎堆到了城门口了。
孙世宁汗颜，只能谦虚的坐上了马车，回到了老家。
其一座五进的大宅院，门口两只大狮子，可谓是威风八面。
虽然比不上京城的伯爵府，但在地方上也是大院落。
祠堂祭祖且不提，其父之坟早就迁到了祖墓之中，族老亲友满含热泪。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孙世宁当然明白，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孙家成为了伯爵，女子成了皇后，自然要对这些亲戚们进行照顾了。
可惜孙世瑞这个伯爵，常年在外为官，也没回来几趟，照顾都很难去说。
孙世宁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自然要好好巴结了。
不过，孙世宁却只愿舍下一些钱财，并将孙家在代县的千余亩祖地全部捐给了祖中，充当祭田。
祭田源于先秦，至宋时明确成为宗族制度中重要构成。
在“事死如事生”的宗法思想要求下，祭祀祖先郑重其事，十分隆重，耗费甚大，这就需要宗族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支撑祭祀礼制的延续，在这种情形下，专门用于祭祀费用来源的田地就出现了。
在民间，祭田是公产，是不允许转卖继承的，所以转卖祭田最轻的也是流放。
族亲上学，修渠，修祠堂，都是在祭田中出。
同时，如果族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也可以向族中借钱，这也是祭田的功能。
所以自古以来，越是大的宗族，其祭田的规模就越大，越是能惠及族亲。
然后族人当官，再反馈回来进行捐田，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鼎鼎大名的范冲淹家就一次性捐赠了几百亩，使得范氏经常出人才。
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民间两到三成的土地，都是祭田公产，规模极其庞大。
而孙氏的祭田则多年来只有两百余亩，孙世宁一下子捐了千余亩，立马受到了族亲们的爱戴。
穷人可以低租来租赁祭田，更是在饥寒交迫之时低息借钱，子嗣更能请得名师，将来有出息。
一些孤寡老人也几乎是祭田供养。
这惠及孙氏所有人。
几个想开口给自家求和一官半职的族老，只能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对普通人来说，宗族不仅提供保护，还能借贷度难关，而朝廷除了交皇粮，根本就没好处，自然是亲宗族而远朝廷。
皇权如果真切的要下乡，只能平均土地，将祭田收归朝廷，但这阻力太大。
土地一旦均掉，朝廷必然无法承担起祭田的养老、学堂、借贷、储蓄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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