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夏末，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夏粮已经基本收割，往南的地区还要更早一些，而孙可望和刘体纯策划的“粮食战”也随之展开。
军情司派出了数百名线人，除了专门联络各地绿营军头，争取地方乡绅的合作和策应之外，还有为收购清廷统治区内的粮食，开辟走私通道的。
随着清廷节节败退，八旗损失惨重，独木难支，除了江南重地，其在北方各省的统治秩序只能更多的依靠汉人军头，这使得两地的走私贸易逐步开始猖獗。
而为了筹备更多的军饷，制造武器，清廷加税不断，徭役繁重，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原本因为人口损失过半，天灾减少而稍稍缓解的人地矛盾和刚刚恢复的生产力很快又被破坏。
随之而来的，清廷的统治也陷入了明末崇祯朝的恶性循环，在不断加税和繁重的徭役中，渐渐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流民。只是因为时间问题，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
但数以万计的流民很快又和退入山区的各地义军结合，原本已经被清廷正压下去的义军再度死灰复燃，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势。
不过，相比起三百年的腐朽明廷，清廷还是可以做一番垂死挣扎的，既然从百姓这里刮不出钱来，那就从乡绅这里“借”，对付这些汉人，满州贵族们可毫不示弱。特别是有了江南严查欠税的成功经验之后，更是一点不含糊。
但问题是，清廷能够迅速在关内建立统治，靠的就是和这些乡绅合作，一起收刮穷人，如今狗咬狗了，很多反应过来的乡绅已经在谋划着投靠孙可望，李定国了。
当然，很多大族是两边押注的，几个少爷抽签，一个投绿营为清廷效力，一个偷偷潜伏过去投明军作人质，还有的留守家业，反正只要有一方赢就可以了......
甚至还有的乡绅为了和军情司联系上，表示自己身在清营心在汉，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花了不少银子找门路，但这些人中，大多数都被那些所谓有门路的骗子给白白骗了。
相比之下，依靠“编户齐民”和“营庄”，“农兵”，在西南各省老区，湖北，江西等新收复地区迅速建立了统治，又在夏粮的征收中，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威慑，彻底压服地方的南方八省，则是一片欣欣向荣。
湖北，江西等新收复地区的乡绅在经历了年初的剿匪之后，再也不敢反抗，他们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孙可望是个狠人，不要尝试和他讨价还价，更不要试探他的底线，这已经不是闹一闹就可以免税的前前朝了。
但是，他们也没得选，在这个乱世中，天下第一强军在孙可望手里，只要他能打胜仗，就算学着李自成追赃拷饷，治下也无人敢不从。
各地营庄在大量农具，耕牛，种子和新兵修缮的水利设施的支持下，生产也迅速恢复，再加上连着几年的风调雨顺，长江中游，珠江中下游的夏粮迎来了大丰收。
孙可望创造的体系凭借着极高的效率和领先这个时代的组织度高速运转，在军队有限扩张，人丁翻倍的前提下，钱粮短缺逐渐成为了过去式。
与此同时，通过海贸，钱折子，以及士兵休假等多项措施，短短一年时间，孙可望就通过钱庄积累了巨量白银，短期内可集中调动的数目超过二百万两。
孙可望虽然不缺粮，但是清廷缺粮对他来说很重要，要是江南，河南，陕甘这些交战地方爆发了粮荒，粮价暴涨，清廷控制区原本就因为巨大的军费开支而岌岌可危的经济秩序必然崩溃。
当然，孙可望也没打算靠着二百万两白银就买空整个北方的粮食。不同的地方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临近己方控制区的，则是军队接应，取之为军粮，也省得运输，更能省下一批军粮。
而且，取粮于敌，乃是事半功倍之事。而远离交战区，清廷腹地的，买来之后大部分交给义军，实在无可奈何，无人转交的，则就地焚毁，以免被搜刮出来......
伴随着买粮活动，更重要的是散布谣言，哄抬粮价，二百万两白银的巨量资金和粮价上涨带来的囤货居奇，足以使得清廷控制区内粮价大幅波动。
在刘体纯的精心布局下，陕甘，河南，江南等地的粮食价格快速攀升，很快超过了五两一石，有些地方在获得了军情司支援的义军光顾之后，粮价甚至突破了十两一石。
与此同时，粮食价格的迅速攀升和清廷的横征暴敛，使得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流民队伍，义军愈演愈烈，四处出击，裹挟百姓劫掠清军在各地的仓库。
山东，山西，河南西部，南部，南直隶西部，各省山区很快就被义军占领，山东因为地理位置和运河之便利，更是成了重灾区，北方义军，十之二三汇聚于鲁。
这个时候，清廷下发的军饷根本不够士兵糊口，特别是为了对抗义军，各地急剧膨胀的绿营守兵，他们一月不过一两银子，收入微薄，虽然也发一些粮，但此时因为粮价过高，已经拖欠，各地怨声载道。甚至还有地方因此爆发了绿营反正，然后和义军合流的现象。
而随着北方腹地愈演愈烈的民变和兵乱，运河漕运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顺治皇帝不得不再度将正在北京训练的八旗兵派出，甚至还下旨让岳乐调遣数千八旗军精锐北上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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