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八月，预计中的分配时间到了，何家富迟迟未接到分配通知，到了20日，心急如焚的父亲终于发起火来：“小富，你就别再家里囚着啦，上你老丈人家去看看，是不是别人都分完啦，让别人给挤了吧！”
“哪能啊，这是国家的分配，这都敢冒名顶替，抓住都得枪毙他。”何家富试图用最接地气的语言和最决绝的语气排解父亲的担忧。
“你懂个啥，县里那帮当官的，啥事他妈做不出来，不然你二姐也不至于那么多年才上班，那个当年抄你二姐卷子才考上那个，叫他妈啥张美玲吧，人咋的啦，不也当上你们老师啦”
“那是啥年代的事啦”
“啥时侯都一样，小老百姓别和当官的讲理，你在家也啥事没有，去问问，也帮你老丈人家干点活啥的。”
“到他们家也不方便，人家一大家子呢，有事咋的李梦还不得给我个信儿啊。”何家富实在不想把在李梦家的不舒服透露给父亲，自从毕业回来接受分配后，他大学生的光环也就不再闪耀，他的城市生活和美好理想都成了泡影，在准岳父母的眼中，他也就由原来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等待分配的“臭老九”，更惶论其家庭条件，就算他分配到高中，也比不上“校长”准岳父的地位和条件，更加远远不如已经分配到县里机关的李梦，家里来人的时候也不再热衷于介绍这个曾经的准女婿，并逐渐有些厌烦起来，再加上李梦哥哥嫂子侄子都同父母住在一起，一家人不咸不淡的态度让何家富如坐针毡，他实在也呆不了。可这些感受只是何家富内心的，他并敢告诉家里，这个贫穷、自卑、倔强的老父亲有点事就风声鹤唳，何家富心疼老人，更不想整个家里的气氛愈加让人压抑。
“原来你不是总在他家呆着，也没见你不方便，人穷别和命争，该低头你就得低头，你抓紧和李梦研究看看啥时候把婚结了吧，别到头了，啥事都不成，咱家这样条件，该低气点就低气点，结了婚就好啦。”父亲倒并不是意识到了什么，而是多年的卑微心理造成的，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还要拉着自己的儿女也要低人一等。
“哎呀，你就不用天天怕这怕那的，啥事都没有，我也不是没工作，有啥可怕的，不跟我？我要不要她还不一定呢。”
“咱可不能做那样的人，人跟咱处这么多年了，就你这样，还能找个啥样的，我和你妈岁数也不小啦，抓紧给你办完，我们也不用再惦记了。”
“再等几天，进了九月估计也就有信儿了，再没消息，我去县里问问，爸，你别惦记。”
父亲也没有一定的准主意，叨咕了几句也就放下了。
挨到九月，李梦父亲终于带来了一个晦暗的消息，由于财政紧张，县里暂缓新一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具体分配时间待定，唯一的好消息是因为毕业生分配是国家政策，所以早晚一定会分配。这样一来，何家富和李梦都处在了待业状态。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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